能人回乡困境怎么解——基于湖北省71个村庄的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

乡村精英的历史作用与当下需求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我国政权建设的加强，国家权力逐步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渗透和整合，改变了乡村精英的来源和结构。随着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村民自治制度的确立，政治精英一元化的格局被打破，形成了家族力量、经济实力、知识阅历以及社会声望等多元化的精英格局，并在村庄治理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传统时期乡村精英的作用发挥为当下实现乡村振兴的人才振兴提供了历史依据。但是，与传统时期不同的是：传统乡村精英内生于乡土社会，有其发挥作用的深厚土壤和根基。回乡能人是伴随着城镇化进程而从乡村流入城市的能人，吸引其回乡反映了人们对乡村精英参与村庄治理的认可和渴望。但是，回乡的能人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再造的精英，他们虽然不完全外生于乡土社会，但其离乡生活和工作的背景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乡村社会的疏离，并进一步影响其回乡后精英作用的发挥。调查发现：能人回乡的政策初衷和其所能实现的政策效果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主要表现为回乡能人所面临的困境。

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湖北省政府第十一次党代会部署，以“市民下乡、能人回乡、企业兴乡”为抓手，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并出台了一系列吸引能人回乡的政策保障措施。2018年6月至9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对湖北省71个村庄1023位农户进行了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调查发现，总体而言，当前能人回乡态度积极，政策吸引效应发挥较好，在67个有效村庄样本中，近两年有能人回村的村庄43个，占比64.18%。但是，从带动村庄产业发展、促进农民就业增收及提升村庄治理水平三方面考察，回乡能人发挥作用有限，面临三大困境。

在访谈中发现，村民对回乡能人的评价存在较大分化。在村民眼里，回乡能人大多属于在城市生活和工作的精英人群，具有比在村村民更高的文化素质和城市工作能力，但他们同时也认为，这部分能人中大部分从小就在城市生活，自己并不擅长农业种植，回乡创业主要受到政府政策的鼓励，享受政府回乡政策的补贴。这导致村民对回乡能人的能力转化存在担忧。调查显示，仅有6.31%的农户表示家中土地被回乡能人租用（表1），只有2.70%的农户入股了回乡能人的发展项目。从就业带动情况来看，有87.27%的受访农户表示未受回乡能人的影响而掌握新的生产技能（表2),86.49%的受访农户表示，未受回乡能人的影响而进行创业（表3）。

但是，进一步调查回村能人的威望认同，却出现了相互矛盾的现象。在村民看来，与村干部相比，回乡能人威望并不高。21.82%的村民认为回乡能人比村干部“威望更低”，63.64%的村民认为“两者差不多”（表7），回乡能人并没有获得比村干部更高的威望。

之所以出现这种相互矛盾的现象，原因在于能力和威望之间缺乏有效的生产机制。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精英威望的生产机制有所不同。传统时期的乡村精英，通过兴办公益、公共工程等切实促进村庄公共利益的行为，将其个人能力转化为村民认可的公共权威，实现其权威生产。对于当下的回乡能人而言，村民虽然对其城市工作和生活的能力给予认可，但由于该种能力脱离了乡村社会的土壤，因而缺乏其权威内生的基础。返乡前的资历和资本，以及对家乡的情感，增加了他们参与公共治理的积极性和愿望，但缺乏权威生产的基础，使其“城市能力”难以在“乡村土壤”中“生产权威”。

这导致对回乡能人在乡村振兴中所发挥作用的评价较低。从村干部的评价看，虽然受访村干部均肯定回乡能人对村庄的建设与发展有促进作用，但同时又认为“作用一般”的受访村干部比例为53.66%，认为“作用较小”的村干部比例为4.88%（表9）。

我国的村民自治制度是乡村精英发挥作用的体制化平台，为不同精英之间的权威流转提供了可能。无论是经济能人，还是道德贤人，或者治理能人，通过公开参选和竞争，就可以获得发挥作用的平台，同时，对于回乡能人而言，进入体制化平台，也就拥有了其能力和威望得以发挥作用的更大机会。但不同于传统时期乡村精英对于“面子”“威望”“关系”等乡土关系的看重，当下乡村社会，市场化、专业化的个体生产方式，催生了个人主义和以利益最大化为原则的个体理性，乡村精英参与村庄治理的动机发生改变，不再像传统乡绅一样热衷于承担公共职责为地方谋公益，而是各显神通埋头于个人发家致富。访谈发现，从事大户种植和生产的经济能人，对参与乡村体制化平台表现出更低的动机，如有人就直言：“管理家里的大棚都管不过来，哪里还有那么多精力去管大家的事情。”

乡村振兴的关键要素是人，对于当下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导致的乡村人才流失问题，吸引能人回乡是破解人才瓶颈的重要举措。但是，能人回乡不仅要“回得来”，还要“用得好”。能人回乡是精英的再造，需要从精英自身、发挥作用的环境以及二者的融合和适应等多方面，构建回乡能人促进乡村振兴的作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