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技术赋能: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策略选择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政治宣示的形式成为新时期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风向标。针对该战略，国家提出了二十字的总体要求，其中“治理有效”作为前提性保障，成为乡村振兴的关键突破口。那么如何通过实现有效治理来推动乡村振兴是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对此，《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提出“要依托信息化的治理技术来提高农村社区治理水平”;《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也明确提出“要着力发挥信息技术创新的扩散效应、信息和知识的溢出效应、数字技术释放的普惠效应，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由此可见，伴随着网络化、信息化和数字化在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助力乡村振兴已然成为新兴的时代潮流与发展趋势。现代信息技术的嵌入为传统乡村治理注入了新鲜血液，在现实生活与生产中不断赋予乡村能力，对于提高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进而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其实信息技术(Information Technology)作为“互联网+”时代的高频热词，其含义既包括能够承载、运输及处理信息[8]的各类人工制品、科学程序及方式[9]的物质技术总和，又可以延伸至应用于社会治理领域的实现包容性的开放治理、智能治理[10]的方法与工具。国外学者Fountain[11]提出信息技术是政府进行改革及治理的有力工具。Norris[12]则指出信息技术促进公民更好地参与社会治理。基于国外学者的研究及信息技术在现代国家的治理实践，本研究主要采用后者的含义，并且聚焦于信息技术中以物联网、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技术为核心的互联互通、便捷共享、高速多元等抽象要素。“赋能”的核心在于“帮助别人成功”。而自2016年以来，“赋能”已成为现象级的热词，在互联网和企业管理领域频繁出现。可以说，“赋能”是这个时代最重要和最受欢迎的管理概念。由此可见，将现代信息技术与赋能的有机融合形成的乡村技术赋能理念蕴涵着丰富的资源要素，能够激发无限的潜力，赋予乡村强大的内生发展能力。乡村技术赋能的作用层面需要从两方面进行分析:第一，现代信息技术作为一种工具性的客体，能够通过无线网络、扫码支付、线上平台等工具程序为村民所利用，为村民的生活与生产带来更大的便利性与高效性。第二，现代信息技术作为一种自主性的主体，更能够发挥自身快速、精准、包容的价值与优势，在乡村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领域助力乡村振兴。简言之，现代信息技术扮演着具有工具理性的客体与具有价值理性的主体的双重赋能角色。基于上述认知，本研究尝试围绕现代信息技术如何赋能乡村社会，从而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议题。从赋能理论切入，侧重于乡村技术赋能研究，旨在深入剖析和挖掘乡村技术赋能背后的运作机理，从而助推乡村实现有效治理目标。

(一)赋能理论的来源和内涵

(二)赋能理论下的乡村技术赋能维度划分

首先，个人技术赋能主要指村民群众借助现代技术，通过知识学习、意识觉醒和技能掌握从而使得自身发展能力得以提高。这种能力可以分为内在的、交互的与外在的三个方面。内在的能力是个人借助技术载体拓宽获取知识的渠道，提高个人素质的能力。交互的能力是个体借助技术平台更好地行使权利并融入社会、自主能动与自我价值意识从中觉醒的能力。外在的能力是个体通过技术应用获取并掌控充足的社会资源，得到良好生存与发展的能力。

最后，社区技术赋能主要是在技术的影响下，通过改进政策制度、完善管理体制与重塑治理结构，使村庄拥有更健全完善的现代治理能力。其一，技术的快速发展推动原先繁琐固化的政策制度逐渐朝着简便灵活的方向变革转型。其二，技术的广泛普及促进乡村组织管理体系从原先的松散垄断逐渐走向有序健全。其三，技术的全面联通打破原先封闭断裂的治理结构转向构建开放多元的新型治理结构。

(一)乡村技术赋能的维度

第一，技术促进村民内在素质提升的赋能。在技术还未应用于乡村时，村民长期处于信息闭塞与知识匮乏的状态，极度缺乏有效的途径来获取所需知识，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现代信息技术的传播与应用，能够将庞大的知识与信息汇集整合，成为村民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的助推器。现代信息技术为村民群众提供了快速获取知识信息的广阔渠道，借助各类搜索引擎以及微博、贴吧、微信公众号等蕴含丰富知识的快捷平台获取海量信息，及时掌握乡村治理最新情报，从“一无所知”跨越到“无所不知”。有了方便快捷的渠道获取知识，不仅可以开阔视野、开放思路，从而逐渐提高个人素质，而且可以提升个人内在的乡村治理能力，最终促进乡村有效治理目标实现。

第三，技术保障村民外在资源获取的赋能。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使得村民原本无路可销的产品通过“淘宝”“天猫”等电子商务平台畅销至世界各地，从而发家致富。物联网技术的推广使得村民能够通过传感器实时监控农业生产的动态变化，及时发现问题并有效解决。还有无人机技术、GIS技术、遥感技术、滴灌喷灌技术等各项技术正在不断融入村民日常的生产生活。村民在熟练应用这些技术后，能够掌握原本不能得到的社会资源，从而拥有更强劲的实力参与市场竞争，获得更好的生存与发展机会。例如，河南柘城县的农户，在2017年通过网络平台销售各类生鲜滞销产品累计100万单，直接增收3000万元。可以说，现代技术蕴涵着无限的治理价值，能为村民提供充足的社会资源，进而提升乡村有效治理绩效。

第一，技术提升政府组织管理服务的赋能。政府组织管理与服务效能的提升主要包括更高效的决策与更优质的服务两方面。其一，政府组织借助技术手段能够做出科学民主的乡村治理决策。当前政府组织运用大数据技术建立各种电子政务网站，为村民提供了网络问政的便捷平台，使得村民表达意愿与传递信息的成本大幅降低。同时，村民也能够参与政府的决策过程，逐渐改变了村民与政府获取信息不对称的现状，推动乡村治理决策更加科学合理，也更能反映民意。其二，政府组织借助技术手段能够提供精准到位的乡村公共服务。例如，政府利用云计算高效统计数据的优势，对村庄的道路交通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使得现实路况与居民需求无缝对接，从而为村民提供精准服务并营造顺畅的交通环境。贵州省交通运输厅的技术应用平台“通村村”，便是通过对相关交通运输数据的整合，利用云计算技术进行人车联网，为村民提供精准出行服务。

第三，技术推进社会组织公共服务的赋能。社会组织为乡村提供了政府与市场所不能及的更具体化、个性化和集聚化的公共服务。首先，运用大数据技术精准量化的特点，社会组织能够为村内不同群体提供针对性及个性化的服务，推进更多造福村民的民生工程项目落地。例如，杭州临安区将社会组织引入乡村智慧养老体系，并依托“96345”“一键呼叫”等平台和渠道，为老年人提供个性化养老服务。其次，运用大数据技术关联互动的优势，社会组织能够通过各种线上平台打开与外界交流的窗口，外界也能够借此机会寻找创造经济效益的合作伙伴，从而带动更多资本流入乡村，集聚更多社会资源，为乡村发展注入活力。例如，洛阳市农副产品行业协会通过在开发的网站上创设招商引资栏目，发布相关农产品资讯，吸引外界各类企事业单位投资入驻，为村内农副产品行业发展拓宽路径。

第一，技术实现乡村政策制度改进的赋能。社会政策制度在技术影响下的转变主要聚焦于简化传统繁琐供给制度与建立新型管理决策制度两个部分。就前者而言，传统的乡村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如行政审批制度、医疗报销制度、养老保险制度等，程序复杂、手续繁多、进展缓慢，导致村民需要多处咨询、多番提交资料方能办理日常事务，费时费力且效率低下。而现代信息技术能够以最快速度整合各公共部门数据资源，搭建起系统关联的信息体系，分类有序地处理各项事务，提高了村民办事效率。就后者而言，传统的乡村管理决策制度封闭固化、脱离实践、缺乏反馈，导致政策在村庄执行不畅或中途夭折。而现代信息技术致力于构建新型的乡村管理决策制度，村民可通过网络平台随时掌握乡村干部管理行为并为乡村治理决策建言献策，从而促进乡村治理绩效提升。

第三，技术引发乡村治理结构重塑的赋能。官僚科层向平权分散，供需脱节向精准匹配的多元合作治理结构的重塑是技术作用下的两大重要表现。其一，在现代技术的引导下，传统乡村基于官僚科层制的封闭治理结构逐渐向平权分散与多元化转型。传统乡村治理中信息传递主要依靠政府内部纵向的科层等级，但技术的互动联通形成了数据共享的客观现实需要，从而使得信息能够在政府内部横向层面以及外部社会自由流动，给予各个主体平等对话的机会。原本独断的权力也被分散，形成平衡分权的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的合理性治理结构[18]。其二，当下乡村的“国家—社会”二元治理结构既包含自上而下的政府渗透，又包含自下而上的村民参与，但是两者并未得到良好的衔接，造成上层供给与下层需求的断裂与错位。大数据技术的精准分析弥补了这一缺陷，它能够通过数据精确匹配，将供需进行有效对接，促进上下双向流动，优化乡村治理结构，形成良性共治局面。

随着现代技术性能的持续发展与信息技术效能的不断提高，现代技术赋能乡村领域已然拓展到乡村产业领域，尤其是以乡村农业为代表的第一产业与以乡村旅游为代表的第三产业，正依托技术蓬勃发展，潜力无限。因此，我们重点关注现代技术赋能效果显著的乡村农业、乡村旅游、乡村电商以及乡村政务这四大领域，它们彼此独立但又相互联系，共同反映了技术赋能乡村发展的时空进程。

技术在乡村农业领域的赋能主要指将物联网、大数据、互联网等现代化技术应用于有关农业的种植、输出和销售等各个环节，推动实现农业种植智能化、农业产品数据化和农业销售网络化的过程。首先，农业种植环节实现智能化。在作物种植方面，结合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现代化技术，通过各种传感器、监测系统与自动感应设备的应用，实时监控并根据情况自动调整农作物生长环境，为农作物增产与品质提升提供支持。例如，天津市的MAP智慧农业结合遥感技术、气象预测、智能传感等现代化信息技术，实时跟踪天气变化与病虫灾害，主动干预作物种植状况，实现了“种地不靠天”的新型农业模式。其次，农业输出环节实现数据化。在产品输出方面，将大数据技术应用于“生产—加工—流转”的全过程，精准记录每一环节的运作数据，确保农产品质量合格过关，打造安全可靠的农产品现代化产业链。最后，农业销售环节实现网络化。在销售流通方面，通过互联网技术搭建各类网络平台并汇聚形成销售节点，跨越时空限制进行线上销售，既摆脱了区位限制，又优化了资源配置。

现代技术在乡村旅游领域的赋能主要指依托云计算、大数据、互联网等信息化技术，对旅游宣传、规划到实施等发展阶段进行数据化、智能化和信息化处理，从而实现乡村“智慧旅游”的目标。首先，在旅游宣传阶段，乡村旅游企业借助互联网技术在自媒体平台上发布关于乡村景点的精彩视频或照片，能够以最低廉的成本达到最快速、最广泛、最具影响力的宣传效果。例如，杭州富阳的“龙鳞坝”便是靠抖音和微信走红的乡村网红景点。其次，在旅游规划阶段，政府旅游部门通过云计算技术有效统计出前往乡村旅游景点的人车流量，在此基础上进行智能化管理，为游客量身定制最佳出行路线。最后，在旅游实施阶段，大数据技术的普及使游客既能感受乡村性，又能体验现代性，在欣赏乡村美丽风光的同时享受到“吃、住、行、游、购、娱”等全要素、全过程、全网、一站式的个性化服务[19]。文旅部发布的《全国乡村旅游发展监测报告(2019年上半年)》显示，2019年上半年全国乡村旅游总人次达15.1亿次，同比增加10.2%;总收入8600亿元，同比增加11.7%1。乡村旅游能有如此迅速的发展，现代技术手段的运用发挥了重要作用。

技术在乡村电商领域的赋能主要指借助互联网技术的发展，通过创建“淘宝村”等带动电商下乡，为村民提供新型创业就业机会并推进乡村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许多村民自主创业能力不强，只能借鉴其他创业模式，而电子商务技术易于通过农村地缘与血缘关系进行传播普及，为草根农民创业赋能。当前一大批淘宝村通过借助互联网技术成立了网店，搭建了电子商务平台，提供了大量低成本、低风险的创业就业机会。据《中国淘宝村研究报告(2018)》显示，截至2018年，淘宝村网店年销售额超过2200亿元，带动就业机会数量超过180万个2。在电子商务的驱动下，村民有了就业创业并快速发家致富的新途径，这大大提高了村民参与乡村建设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另外，电子商务也为乡村产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村民可以依托本村的特色资源，在原有传统产业的基础上进行转型升级，拓展新兴产业领域。例如，浙江的“遂昌模式”注重“电子商务综合服务商+网商+传统产业”的相互作用，将地方传统产业与电子商务很好地结合起来。近年来，电商不断涌入乡村，电子商务技术赋能乡村势必成为乡村发展大趋势。

技术在乡村政务领域的赋能主要指借助信息技术的优势价值，搭建各类电子政务平台与网络系统，为村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提供便利，从而实施更精准的政务管理并提高政府绩效。随着技术的发展，村民表达自身诉求，参与公共决策的渠道越来越广泛。正如约翰·布洛克曼所言:“因特网让个人更有机会参与公共事务。”[20]现实中政府打造诸如“阳光政府”“政务一点通”等政务公开平台，既可以及时有效地向村民告知村内各类政务，又可以借助平台收集民情民意，同时还有利于民主监督、预防腐败。郑永年就曾表示“互联网能够对民众进行技术赋权，扩大他们的政治参与，使政治过程能够直接或有效地回应公众意见和大众需求”[21]。政府部门通过收集海量数据信息实施数字管理，在大数据的应用过程中贯彻“精、准、细、全、严”的原则，最终促进乡村治理效率提升[22]。例如，上海市宝山区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能够有效收集村情问题并予以反馈处理的“社区通”线上系统，高质量对接村民需求，高效率解决村民问题。

美国社会学家Parsons在《组织理论的社会学研究》中提出组织是由各子系统构成的，为实现特定目的而组织化的一种社会系统。其中的组织本体包含着各个子系统，而各子系统又由微观个体构成[23]。在此基础上，斯科特与戴维斯[24]将组织定义为个体创造的，被用来追求特定目标的协作结构。依据上述组织学角度来审视乡村技术赋能的困境，本研究对于个人、组织和社区三个技术赋能层面的问题剖析，分别对应于社会组织系统的微观、中观和宏观三方面。在技术赋能乡村的过程中，这些困境与问题由内向外、由微观向宏观逐步体现，首先以村民个人为中心，再依次外推到组织及社区。据笔者考察发现，现阶段技术在对乡村进行赋能时面临着六大困境，具体包括:个人技术赋能层面的观念困境与文化困境，组织技术赋能层面的参与困境与组织困境，以及社区技术赋能层面的制度困境与结构困境。

1．观念困境:现代信息技术与乡土保守意识的冲突

2．文化困境:信息技能要求与村民知识素质的冲突

(二)组织技术赋能层面困境

长期以来，政府在乡村治理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村民自治组织、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校等主体通常被排斥在外，各方面决策基本都由政府制定推行。但在乡村公共事务领域，需要依赖各个主体的相互作用，达成多元参与的共治格局，才能促进乡村社会实现有效治理目标。如果仅靠政府单主体的资源与能力去独自展开治理并解决公共问题，终究是片面而理想化的。更何况是在乡村技术赋能这一专业性极强的领域，在乡村中引进什么技术，如何运用现代技术，面对各种技术难题又如何克服，这些问题都不是政府单一力量能够解决的。另外，在现代社会，政府行政主导也容易滋生诸如由于权力过分集中而造成的腐败问题等，对乡村技术赋能产生负面影响，多元协同、合作共赢才是大势所趋。实践中技术存在着创造利益的巨大潜力，而在部分地方政府治理乡村中已经出现了不法分子独自把控关键技术，为谋取暴利泄露村民隐私信息，间接威胁村民利益等各种问题。上述问题从侧面提醒我们，为提升乡村技术赋能绩效，需要引入企业组织、社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等多元参与主体。

现代技术最先广泛应用于发达城市，但是乡村拥有着与城市截然不同的社会环境，因此要想现代技术顺利落地，就需要相应的组织作为承接载体。对此，有学者提出，在乡村社会中，我们所说的“社会”和“乡民”都不能成为乡村技术生长的“根”，而只有处于这两者之间的乡村组织才能通过规则与集体行动，为乡村技术赋能的有效性提供基础[28]。只有提高了农民的组织化水平，才能重建乡村社会的主体性，激发农民的主动性，乡村组织是乡村振兴不竭的动力源泉[29]。可是，由于城市偏向政策的长期影响，广大乡村地区的精英群体以及青年群体不断流失，乡村组织大多处于半瘫痪状态[30]。现实中本应发挥组织技术赋能作用的乡村组织面临着承接缺位以及不作为等问题，乡村组织承接不到位直接导致了现代技术无法在乡村有效落地的窘境。我们的调查也发现，现阶段有相当一部分乡村组织内部人员涣散、资金匮乏，缺乏相应的号召力与向心力，因而未能发挥出组织应有的治理价值。甚至有些乡村组织成员为了自身利益，与村霸勾结，榨取村民利益，造成恶劣影响。

1．制度困境:现代技术升级与体制机制创新的冲突

2．结构困境:技术下乡需求与传统治理结构的冲突

五、提升乡村技术赋能，促进乡村有效治理

(一)个人技术赋能层面:增强自我发展能力

加强个人技术赋能，促进乡村有效治理，需要转变村民的传统文化观念。首先，可以开设各类讲座、夜校、培训班，邀请相关技术领域的专家学者，通过政府、企业、高校、社会组织等合作搭建“政商产学研”融合网络体系，对村民进行培训。通过强化村民的技术思维和现代化意识，使他们的思想意识突破保守局限，进而形成乡村技术赋能所需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互联网思维，做到与时俱进。其次，通过实践应用乡村技术治理产品，村民亲身感知技术的强大功能及为自身生产生活带来的便利。乡村可以通过举办技术博览会、宣讲会等，向村民宣传推广一些先进的现代技术，让他们在耳濡目染中体会到技术给日常生产生活带来的便捷，从而激发主动学习技术的积极性。最后，通过在个别村民家中先行试点应用某些现代技术，由一家带动邻里，再由邻里带动整个村庄，从而将技术逐渐扩散，把技术治理融入每家每户，使村民通过对技术的亲身实践与应用转变保守传统思维观念。

良好的知识文化素质是驾驭应用技术的关键要素，因此要想科学合理运用技术，就需要提高村民的知识素养。第一，村庄可以与科研院校、相关技术企业合作，成立专门的技术应用培训小组，定期为村民普及推广技术知识与技能。这既有助于村民及时了解现代技术发展对社会发展创造的价值，也有助于提高村民掌握和应用现代技术的能力。第二，政府相关部门应当在乡村地区设立相应的技术人才培养空间，搭建重点实验室和孵化基地，组织实施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工程，为村民提供学习现代技术的实践平台。第三，政府部门需要在乡村继续大力普及现代教育，不仅要面向适龄儿童，还要将所有的村民都纳入教育范畴，从根本上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提升乡村技术赋能的价值。正如舒尔茨所言，“改进穷人的福利的关键性生产因素不是空间、能源和耕地，而是提高人口质量，提高知识水平”[31]。因此，政府要高度重视乡村技术人才的培养，人是应用技术的主体，人的高知识素质是技术发挥作用的关键基础。

1．倡导多元参与机制

2．完善组织承接能力

(三)社区技术赋能层面:完善制度结构体系

当技术如火如荼地应用于乡村各个领域之时，诸多与技术相关的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而它们大多无法通过社会自身消化解决，只能由健全的社会制度来保障。但是由于技术发展进程迅速而制度设立进程缓慢的鲜明反差，使得不法分子乘虚而入，侵犯村民的隐私与权益。为了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当前迫切需要健全配套的法律制度，为乡村技术赋能提供法律支撑。第一，需要构建“技术+法律”模式，加快乡村技术应用立法进程。在制定乡村技术应用的相关法律时，要理清技术的产权、使用权等权利归属，通过制定相应的村民信息数据的管理条例，推动信息安全的立法工作。与此同时，还要健全多方协同治理的法律制度，涉及乡村技术的所有方面都应当被纳入法律的规定范围。第二，需要构建“技术+机制”模式，健全乡村技术赋能的配套机制。除了法律制度，其他诸如乡村信息数据常规管理机制、信息数据风险管理机制、信息数据共享管理机制等也应当同时被建立起来，以保障乡村信息安全且管理有序，促进乡村技术赋能的绩效提升。

发挥现代技术在乡村治理中的更大作用，打破传统乡村治理格局的现实需要，呼吁塑造更加科学的乡村治理结构。因此，我们需要构建符合乡村技术赋能需要的现代乡村治理结构，促进乡村社会有效治理目标实现。一方面，政府各个职能部门之间以及政府与企业、高校、社会组织等其他主体之间要打破信息沟通壁垒，共同分享资源，并在此基础上利用大数据技术创立各种便民服务系统，既能方便村民办事，又能减少乡村治理成本。另一方面，政府在与其他主体合作时一定要有明确的分工，如在进行乡村信息采集之前要根据各主体治理优势，合理安排各自负责的领域，这样既能保证所收集信息的专业性和精确性，又能避免汇总之后的信息出现交叉和遗漏，从而为后续利用技术进行科学处理奠定基础。总之，要实现乡村的社区技术赋能应当打破原先封闭孤立的社会结构，重新定位各个主体在乡村治理系统中的角色与地位，致力于构建资源共享、分工明确、合作有序的科学乡村治理结构，最终促进乡村社会的良善治理。

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现代国家政权建设，尤其是互联网技术发展，乡村治理经历着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的转型[32]。在此过程中，充分挖掘现代技术的潜力与价值，使之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治理相结合，成为当前实现乡村社会良善治理的策略选择。本文以赋能理论为分析框架，从个人赋权、组织赋权、社区赋权三个维度切入，分别进行微观、中观、宏观层面的深度剖析，创新性地提出了“乡村技术赋能”这一策略，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乡村农业、乡村旅游、乡村电商、乡村政务这四个乡村技术赋能的领域。尽管现阶段技术在对乡村进行赋能时也面临着个人技术赋能层面的观念困境与文化困境，组织技术赋能层面的参与困境与组织困境，以及社区技术赋能层面的制度困境与结构困境，但是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引导下，利用现代技术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已是大势所趋。为促进乡村技术赋能、实现乡村有效治理，未来可以从个人技术赋能层面增强自我发展能力、组织技术赋能层面构建多元共治格局、社区技术赋能层面完善制度结构体系，以此促进乡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基金： 四川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农村社区治理研究中心重点项目“治理有效性视角下提升乡村技术治理绩效研究”(SQZL2019A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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